发表于 2014-1-6 09:53:29 | 查看: 571 | 回复: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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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歌手》第一季里羽泉和邓超一起表演)


谁是歌手?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莫名其妙?不然,这其实是个无解的难题,至少在我家已经讨论了二十年,我跟家父始终无法就这个问题达成共识——反正我是无法说服他老人家王菲、陈奕迅和林宥嘉真的是在“唱歌”,对他来说,那最多只是在“喃歌”。当然,他老人家也无法说服我只有郭兰英、李谷一、毛阿敏那样的才算唱歌。

如果王菲和陈奕迅都不算唱歌,那朋克和死亡金属呢?如果只有郭兰英、李谷一那样的才算唱歌, 那艾米纳姆(Eminem)呢?所以,当唱功成为第一生产力,当“中国好声音”学员的身价涨了又涨,当《我是歌手》等唱歌类的综艺类电视节目的广告数以亿计的时候,我仍然不觉得国人搞清楚了“谁是歌手”这个终极问题。

实际上,没有人能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歌手”从来就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标准”,每一个时代的听众都有自己对于“歌手”的定义。

1000年前,没有“歌手”的概念,有戏子、有伶人、有游吟诗人、有说书的,还有那种歌张口就来的少数民族,他们好像每个人都会唱歌,一唱就是直冲云霄那种,比Vitas自然,比阿宝原生态。那个时候的音乐有几种,一种是给贵族听的,雅乐,主要是作为一种礼仪和教化存在;一种是说给草根听的,被游吟诗人带到五湖四海,主要是作为“故事”(或者叫演义)的一部分存在;还有一种,少数民族那种,就是生活本身,他们做什么都在唱歌,拿起什么就是一首歌。但我们不会叫他们“歌手”。

500年前,西洋出现了一种叫“歌剧”的东西,融合了音乐、诗歌、舞蹈、戏剧,发展出咏叹、宣叙等表达方式,追求强有力的肺活量和高不可攀的冲击力,以及清脆纯净的高音——为此甚至要动刀子。比较夸张的说法,18世纪初期,歌剧界的表演者有70%是阉伶,意大利一年要为“高音崇拜”阉掉4000男童。“歌手”(Singer)的概念也是差不多这会儿出现的,按照牛津大词典的解释,一个歌手要“especially professionally”(特别要职业、专业),由此可知,当唱歌成为一种职业/专业的时候,“歌手”的概念才成形。

200年前,在北美大陆的密西西比河地区,黑人奴隶们“发明”了一种叫布鲁斯(Blues,也译作蓝调)的音乐。黑人们把这种音乐演绎得格外伤感、凄凉、幽怨,最初他们只是想借此表达一下自己身为奴隶的无助和悲愤,却没想到一不小心就改写了世界音乐史。布鲁斯诞生之后的百年里,音乐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爵士、摇滚、说唱等新的音乐类型纷至沓来,想成为“职业歌手”的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至少比18世纪盛行阉伶那会儿好多了。

歌手好当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100年前留声机以及录音产品的逐渐普及,尤其是在购买“唱片”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之后,庞大的流行音乐产业提供了大量的“歌手”岗位,各种各样的“歌手”便随着唱片一起走进了千家万户。只是,同样的情况,在中国(当然是说新中国)要晚半个世纪。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歌手”才慢慢成为习以为常的“概念”。而在那之前,人们一般管唱歌的人叫“歌唱家”,而管那些唱流行歌的叫“歌星”。比如1986年崔健一曲成名的那场演出就叫“百名歌星演唱会”。

我始终觉得“歌星”是一个贬义词。因为,当家父说谁谁谁是“歌星”的时候,我总能隐约感受到他的潜台词是“不过就是靠唱歌挣了很多钱而已,但他不是歌唱家,只是个歌星”。对于家父那一代人来说,郭兰英或李双江那类歌唱家的演唱方式影响太深,而他们没有像西方人那样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不断受到金属、朋克、说唱、电音等各种颠覆。所以,就有了“歌唱家”和“歌星”的“二元论”,要么是“歌唱家”,要么是“歌星”,要么是“唱歌”,要么是“喃歌”。

而且这种“二元论”到现在仍然在继续,只不过那两元分别换成了“唱功好的”和“唱功不好的”。陈奕迅是唱功好的,杨幂是唱功不好的,而且对于唱功评价仍然承袭了500年前的标准,强有力的肺活量,高不可攀的冲击力,以及,是的,“高音崇拜”。可是,这些东西之所以成为标准的原因难道不是因为它们比较容易衡量而已吗?

当然,任何职业都有自己对职业素养的要求,“歌手”这一个职业也不例外。所以,看到很多夸黄绮珊或林志炫唱得好,我觉得这是他们应得的,相对于很多同辈后辈,他们的职业素养要高。但我仍然忍不住会想到亨利·米勒在《北回归线》里写过的一段话:

我将为你歌唱,纵使走调我也要唱。我要在你哀号时歌唱,我要在你肮脏的尸体上跳舞……若要歌唱你必须先张开嘴,你必须有一对肺叶和一点儿乐理知识。有没有手风琴或吉他均无所谓,要紧的是有想要歌唱的愿望。那么,这儿便是一首歌,我正在歌唱。

对此,我的理解是,对于“唱歌”而言,重要的是唱什么,而不是怎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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