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 2014-4-22 16:57:58 | 查看: 3038 | 回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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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内地父母带着孩子在香港游玩,因为洗手间排长队,而不得已带小孩在路边小便,结果这一泡尿迅速引发起两地激烈的争论。关于现时内地香港之间的矛盾,我已经在《大家》专栏连续撰写《正在扩大的分歧》《内地香港矛盾的裂缝》两篇文章加以阐析,这里不再累述。香港今天的焦虑和迷茫,光是小朋友的一泡尿就能撼动,对于未来真是难以言乐观。
这里,我想谈另一个问题。对于这一泡尿的最大指责,就是中国人(特别是内地人)素质低,缺乏公德心。中国人是有劣根性的:随地乱丢垃圾、随地吐痰、随地大小便、翻越护栏插队、闯红灯……凡此种种缺乏文明和基本修养的行为,都是中国人素质低下的代表。
对此,我的基本立场是:第一,我们不能简单的二元对立,说中国人素质低,西方人素质高,或者说内地人素质低,香港人素质高;第二,我们不应该过度强调人们自我修养的提升,自我良心的觉醒,寄希望于人们自觉得提升个人素质;第三,我们也不应该过度强调通过加强思想道德教育,或者加大文明宣传力度,就可以提高民众的素质。相反,规范人们公共行为的一个关键变量,是制度建设。
什么是制度建设?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2010年上海世博会时,一个长队排下来,我们常常看到排队等候区域的地上一片狼藉,同时整个园区内也时常可以看见人们随手乱扔垃圾,亦或者是一个垃圾筒四周堆满了很多垃圾,这就说明园区内垃圾桶的数目不够,工作人员清理垃圾筒的速度跟不上游客扔垃圾的需求。但是当组织者在排队的地方每隔几步放置一个大垃圾袋后,地上就明显干净了许多。这里,放置垃圾袋前后排队的人群参数基本没有发生变化,人们原本所拥有的素质指标也没有发生变化,唯一的变量就是制度的引入。
制度的建构要远大于人性的自我约束,大于人性的自发良善。制度存在的目的,在于建立一套实施机制,通过对社会主体的行为施以规范,从而内化人们的行为动因,最终实现增进全社会利益的目的。同时,一个好的制度也会公正地调节利益相关者的权益纠纷,化解社会矛盾。这种约束、监督和控制的机制,倡导的是人性中的积极面,并疏导人性中的消极幽暗面。
素质到底从何而来?素质其实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是一个需要好的制度去约束、规范人们的行为,进而通过人与人互动中的示范效应,将其内化的过程。就好比不随手乱扔垃圾一样,制度并不只是提供出一个激励机制以改变人们的行为动因,长期来看还改变了人的素质,这一改变就是内化。当引入一种合理的机制后,就可以做到有效规范人们的公共行为,引导人们做有利于整个社会合理运行的事。
旅美作家林达在《总统是靠不住的》一书中,提出了“总统是靠不住的”这样的论点。因为人性犹如洪水,作为个体的人,他功利、自私、利己、享乐,在诱惑面前难以把持,常常会侵害旁人的利益以保证自己的私利,特别是当这个人占据了一个国家最有权势的职位的时候,更要徇私枉法了。正如曾撰写了“联邦党人文集”的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所言那般:“我们应该假设每一个人都是会拆烂污的无赖,他所做的每一个行为,除了私利以外,便别无其他目的。” 所以总统是靠不住的。
那么如何制约“靠不住的总统”呢?这里,林达巧妙的用了“一个收银机的故事”,揭示出了美国宪政制度的奥秘。当店员有小偷小摸的冲动想要打开现金抽屉公饱私囊之时,那么,就设计出收银机这样的机器,迫使雇员按照规矩如实地记录下每一笔交易。如果违反监管的规矩,那么现金抽屉即便想打也打不开。既然人是靠不住的,那就“必须用一种机制去筛选不可靠的人,同时用这种机制去限制和规范人的不可靠的行为”。正是在很多诸如“收银机”这样的制度制约之下,人们内心中的“幽暗面”才受到限制,不再肆虐为害,而人们自私自利的行为也可以互相牵制,互相抵消,社会的公共利益也因此得以保全。
类似的,经济学家梁小民也曾在一篇题为《制度比人性和政府更重要》的小文中,用18世纪英国政府如何解决罪奴运输过程中高死亡率的案例,说明了制度的重要性。1770年,英国政府宣布澳洲为它的殖民领地,并开始将判了刑的罪犯一批批地输送到澳洲。运送罪犯的工作由英国私人船主承包,运费是按上船的人头结算。由于船上拥挤不堪,营养与卫生条件极差,结果导致罪犯在航程途中平均死亡率达到12%,单船的最大死亡率达到37%。当时英国到澳大利亚的罪犯运输之路几乎成了一条“蓝色死亡之路”。
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一是进行道德的说教,寄希望于人性之善;二则是政府干预,以法律条文的手段促使私人船主改善船上的卫生条件。但事实上,当时既没有出现乞求船主大发慈悲的一幕,英国政府也没有制定相关的法律规定,而只是改变了运送罪犯的结算制度:政府不按上船时运送的罪犯人数付费,而是按下船时实际到达澳洲的罪犯人数付费。新制度由此显现出了强大的动力,运往澳洲罪犯的死亡率下降到1%。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改变船主的贪婪、利己、趋利,而罪犯死亡率却得以大幅下降,这正是得益于制度的巨大力量。
回到香港街头这一泡尿的问题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问题的出现并不应该仅仅怪责于内地人的素质低,亦或是检讨政府对于文明礼仪的宣传力度不够深入,而是应该去反思香港政府在制度建设上的缺失。
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会,香港政府一直在努力提升城市品牌。2013年,来自世界各地的访港游客数字超过5,400万人次。这么多游客,必然会遇到“三急”问题,并且他们无法如本地人一样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厕所的方位。这个时候,就需要政府在制度建设的细微处入手,在闹市区增加公厕的数目(亦需增加公厕的使用面积),设置移动公厕,增多公厕方位的指示标语牌并放在人流显著的地方做提醒(而非单纯地贴出“此处禁止随地大小便”)。这种制度安排的规则越清楚,越明确,所指向的行为主体越具体,则越容易实现效能,降低监督的成本。
很多评论都在说,我们要从思想教育和文明宣传的角度着手,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加深公民的思想道德学习,从而以期人们出现思想觉悟上的“内在”变化,自觉地提升个人素养。但是单一的说教并不能改变人性,只能用一套良好的制度去筛选与引导,抑制人性之恶,保护、激励并发展人性之善。所以若想社会的公共运行更加有序,首先必须改善的,是其所依存的制度。只有建立一套把自私自利的行为转变为有利于社会的制度,通过制度的规范疏导,才可以从根本上提升公民的素质。

Steven慕轩 初学级乐迷 发表于 2014-4-23 09:49:30
唉……就是你!别看了没别人。你咋不上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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